上锦护理部为护理管理人员制作身份“标识牌”
恰恰相反，真正的儒者应当敞开胸襟，与其他启蒙者相互呼应，共同为人的解放努力。
我在前面说，葛教授喜欢说历史如何如何，似乎他只是在做以历史抵消价值的事情。得势者的极端，可以粉饰之以普世价值。
夷夏之辨最高的表义即在于文明与野蛮之辨，而文明与野蛮的冲突是人类间所可能发生的一切冲突中最严重的冲突。自我夷狄化就是为了过一种貌似文明的生活，而发一种自轻自贱、自污自渎，延而至于将本身文明所具之一切文明品格概以卑下化、虚无化视之，倒文明为野蛮的这种奴性的、失却人之自尊的精神表现。如曰：‘使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儒家历来口气很大，气魄不小，这也是新儒家的一贯家风，从二程、朱子、陆象山一脉宋代新儒家，到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以来的现代新儒家，都有很大的勇气和抱负。葛文甫一发表，引来一片喧腾和对于大陆新儒学的围殴态势，牵连至于儒家本身，这种效应，亦当是葛教授为文之初可以料见，却无所顾惜、不为苟避，可见真实用心。但是据前，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作为合法性根据，是需要被证明的，它并不具有自明性，只不过按葛教授的看法，它是可以被证明的而已。
说到普世价值，这是葛教授最敏感、最在意，也是他对大陆新儒学最为愤愤不平的所在，因为这正是他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现实关怀之所在。如果这种辩理工作不能成功表现其说服力，那么，我据它们来自西方这点，再把它们送还给西方，这似乎算不得多么出格的事情吧？ 蒋庆批评现代西方民主制的现世民意独大，因倡为三重合法性说。其一，中国价值不是在共同价值之外存在的价值，不是脱离共同价值另搞一套，也不是置身于共同价值之上的最优秀的价值，而只是共同价值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二是，认为中国价值是一种独特的价值，与所谓普世价值或共同价值无关，也与其他民族国家的最大公约数的价值无关。这说明，作为共同价值的一个构成部分而存在的中国价值，其本身必须在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方面，实实在在地体现共同价值的普照之光。究竟最终占主导地位的是前者还是后者，这取决于多种相互作用的因素。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方法论的角度搞清楚，也会在对中国价值的认识方面产生种种混乱。
人类的词语及其交流的复杂性，归根结底是缘于人类所面对世界的复杂性。没有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在内的共同价值引导，人类就不可能解决共有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可以说，这两种错误倾向都会颠覆中国价值，极大地搅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当然，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关系的这种引导作用的实现，还需要一系列的必要条件，而从哲学方法论上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谨防各种错误思潮对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渗透和扭曲，无疑是其中的一个必要条件。虽然，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些重要关系和因素在19世纪就已经产生，其萌芽于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但其初露端倪即开始初具雏形，则是冷战结束后的事情了。所以，民族主义特别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往往还裹挟着民粹主义、新左派、保守主义）一旦渗透到对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的诠释中，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及其相互关系都会被严重扭曲。
这两者同构性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性根植于中国的人民性，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体。综上所述，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必将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后者在冷战前就早已存在，其特点是：否定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批判性继承关系，甚至简单地把社会主义视为发展资本主义没有的东西。在西方国家乃至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普罗大众中，普世价值（universal value）已是比较通用的词语了，其内涵就是我们所说的共同价值。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都没有资格宣称自己的价值是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纳和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在不断增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融入全球化及其发展，这种具有革命战争年代色彩的核心文化信念或信仰的凝聚作用已不再，核心文化信念再一次出现了断裂，尔后，其思想文化领域就一直受到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全球主义与本土（地域）主义、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等这类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的纠缠。
其三，世界上各民族和国家民间的文化交流的语境。这不仅是因为脱离了共同价值就无所谓趋向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中国价值，而且因为，如果把中国价值视为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纳和发展，那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3．中国价值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还仅是其形成的最初阶段，很不稳定，存在的问题还很多，尚需人类进一步的共同打造。这里所说的生态环境既包括社会生态环境，也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即人的无机身体）。这里所说的最大公约数有两层相互联系的含义：一是，在中国，处于多民族和复杂地域中的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基本认同或接受的文化规范和文化取向。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把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视为整体与部分间的关系，有助于在理论和实践上超越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对立。那么，对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是不是就完全不能作普遍与特殊关系层面上的理解了呢？当然不是。
因此，全面、正确地认识和把握共同价值必须要拒斥泛意识形态化。从广义的文化上看，一个民族国家最大公约数的价值观，能够淡化和消解在该民族国家精神文化层面上存在的你死我活的对立因素，整合这个民族国家的各种关系和力量，从而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合力，并将其推向人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方向。
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类活动的特性和发展方向并非是由人类活动本身单独决定的，而是由上述关系系统决定的。在其间，虽然，各个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对普世价值所含的具体内容有不同的理解，但绝不会构成对立和冲突。
笔者以为，从方法论上看，这些年来，我国学界关于有没有普世价值、肯定与否定普世价值之争，其指向大都是模糊或错乱的，即：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依据，但由于把同一问题置于不同的语境中来阐释，实则是自说自话。一是人类对全球问题达到了普遍关注的程度，并形成了共同解决全球问题的意识和行为。
王正毅，2000年：《世界体系论与中国》,商务印书馆。正如西方国家的不少普罗大众对包括中国文明在内的东方文明存有某些偏见和成见一样，我们的不少普罗大众同样也对西方文明也同样存有某些偏见和成见。共同价值与中国价值的关系，必将会引导当代中国文化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实际上，要说吸纳和发展，也是中国价值在不断地吸纳世界上其他民族国家趋于世界文明发展的价值中适合于自己因素的过程而获得发展的。
可以认为，传统意识形态一旦介入对这两者关系的探讨，我们提出共同价值和中国价值关系的本意就会被扭曲和篡改。而各种社会思潮充斥于这种文化心理态势中，又加剧了中国精神的碎片化过程，使传统的具有大统一特点的主流意识形态越来越空心化。
中国传统的文化优越论和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受欺辱的历史记忆，是这种主义的文化心理支撑。其二，主权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毕竟在主体构成、利益格局、活动原则等方面是有所不同的，有时甚至会发生对抗和冲突，因此，作为主权国家联合体的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也有正负双面的影响。
这种议论具有典型的狭隘民族主义和新左派思潮的特点。如果照此而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价值就被搞得战斗味十足，从而也就必然在逻辑上被肢解。
可以说，他们落入了亨廷顿巧妙设置的陷阱。而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底线，也就是作为最大公约数的中国价值。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狭隘地限定在人类自身，而应把它理解为包括自然生态环境在内的大的关系系统。其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核心一词，实际上是与底线表达的是同一意思。
这样反而在客观上帮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忙。二 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民族和国家，价值观的主体就不可能仅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信任、融合构成这一语境的主旋律。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来说，所谓合力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越来越强大并有可预期的总的发展方向。
二是，为了证明其最优秀，把中国价值装扮成一种普遍主义的价值，并对其早晚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价值持乐观态度。从逻辑上看，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吸纳和发展的价值，肯定是超越了共同价值的价值，是高于共同价值的价值，但也就成为了不可能的价值。